美国与中国 第一篇

第一篇

1. 中国社会的本质

1.1 社会结构

旧中国是世界上以上层阶级统治多数人的一大典型,城乡二元分裂。社会单元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家庭生活灌输孝道和顺从,培养一个人以后终于统治者并且顺从国家政权的训练基地。儒家强调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熟悉和习惯家族制度的中国人,在官吏等级森严的政府机构内,也乐于接受类似的地位尊卑制度,德国社会学家形容中国为“家族结构式国家”

1.2 士绅阶层

中国的士绅可以按照经济和政治两重意义来理解。传统的士绅是通过考试,举荐,捐钱取得功名的个人。作为个人的士绅是公家官员,掌管政治和行政事务。同时也是出于家族关系中的成员,依靠家族关系维持生计,所以他们广义的应该被视为家族。在百姓大众眼里,士绅还应该包括大地主,合适统治阶级的经济基础。穷人可以凭才学成为狭义的士绅,大多数情况下,有科举功名的人总同地主家庭有关系。士绅家族在当地充当领导地位和管理职能,政府放弃了对城镇集市的官方管理。++县官只有通过与当地士绅合作才能进行治理++。

中国的考试制度显得异常公允广泛,表明中国的统治者是真正需要真才实学的人来维持有效的行政机构的。但是这个无私的制度选拔出最优秀的人之后,做官的人可以凭个人做主施政,遵循的是注重个人品格的“道德原则”,而不是“法治精神”。

官员,地主,士大夫构成了统治阶级,有土地有剩余农产品的家庭,可以让儿子有余暇读书成士。士人读书后可以通过考试做官。官员可以从衙门油水维持生活,置田买宅。

1.3 资本主义的不发达与商人

美国人迫切想知道为什么中国的商人阶层不能冲破对官场的依赖,产生独立的创业力量。

  1. 按照古典经济学的说法,经济生活中人要通过生产谋取最大的好处,获取利润。但是中国的传统不是靠增加生产,而是靠增加已生产的产品的份额。
  1. 官商之间总可以找到密切的共同利益点,政府的保护好支持迷不可少(今天不也是吗?国内外不都是吗?)商人可以通过购置田产,捐功名,通婚跻身士绅阶层。中国不想欧洲,没什么对外贸易可供商人投资(我觉得这个才是本质,没有对外贸易,对内全盘政府接管)。

2. 孔孟之道

2.1 儒家原则

西方学者认为它主张忍耐(佛,伊斯兰,基督都这样),平和以及妥协等美德,主张中庸之道,主张守旧和知足,主张尊崇祖先,老人和饱学之士,最主要的是主张温和的人本主义,以人而非上帝作为宇宙的中心。(为社会稳定有序服务,但是缺少人文关怀)

儒家思想力图使每个人都变成有道德的人,随时以理想坚持德行,反对人类的谬误。而改革朝政的热情和坚持信念的动力,是为了重申和维护传统的政治形态,而不是改变它的基本前提。

儒家强调君王必须有道的理论基础,要顺应天时,广行善事,维持人与自然的协调。行为端正几位有德,以礼持约,本身这件事情就能给人以道德地位和威望。端正的行为赋予统治者以权力。儒家给现政权行使威权提供了一种理性的和伦理的依据。

2.2 经学正统

四书的训诫把父道政府描写成安邦家国的关键。理学比古代经传更为完整,并且因重新解释古代经典著作而富于儒家思想更多推理的内容,从佛学吸收了肯定唯心主义的成分,提供了对生活问题的更多解答。主张性本善表述在著名的《三字经》开头几句话里,是中国世世代代孩童最早学习的书,这就难怪西方传教士关心原罪的忧郁思想,难以战胜乐观的儒家观点。政治上,理学家认为君王应该了解真正的治国之道,通过道德上的自我修养成为圣人。研读经书和考试制度车鞥为灌输儒家忠孝原则的有效工具。

2.3 中国式个人主义

自古以来的修养,是指人要生活在“众人之中”,同他周围的人建立适当的关系,按照道德原则来生活,以实现他的个性。孟子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王阳明反对理学,提出人都有的公共道德天性(良知),每个人在自己内心里都有直观的道德知识。他有成为圣贤的内在可能性。因此他的任务就是完成道德上的自我革新。主要通过学习才能做到,而学习应包括思考,反省以及不断的寻求真理,不仅要背诵基本原则,而是要依赖个人实践。

2.4 科学的不发达

西方的科技实际上只是晚近才出现的事。1900年以前,西方的实际医疗成就没有超过中医。17世纪末,儒家学者开始对古代经籍和其中的教条持有一种较为实用好批判的观点。这种叫做“汉学”与“宋学”相对立,是以批判方法治学的总的运动的一部分,然而他们仍未能冲破儒家思想的藩篱,不甚关心物质技术。科学发展的另一个阻碍是中国学者未能制订出一套比较完整的逻辑体系,使人们能够以此概念来检验概念,并系统的将一种陈述与另一种陈述对比。一般来说,中国人之所以落后是由于缺乏动机而非缺乏能力,是由于社会条件而非天生才智,2000年来中国政治生活中孔孟思想格局造成的根深蒂固的惯性。

3. 异族统治与朝代更迭

田中义一和土肥原贤二支流说来可悲,他们把中国的历史研究的太到家了,但是没有研究到最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历史上的新兴力量,蒙古人和满洲人过去的辉煌征略场景,再也不能再今天重演了

3.1 游牧民族的征略

中国遏制游牧民族入侵的措施,是秦始皇连接万里长城(遏制小鼓骚扰,禁止通商),之后或是通过防御性的出击,或是通过行贿纳币,或者通过外交活动或者谈判(也包括离间),入侵的游牧民族发现他们只能按照中国的方式才能统治中国,继承天命的人按儒家原则办事,不管谁来都行。

3.2 头几个中外帝国

契丹地跨草原和农耕地带之间,兼有游牧骑兵的武力和农耕区的经济力量。耶律家族采用了中国世袭君主制以及儒家的治国方式。结果出现了双重性的国家,南部是中国式的,背部是夷狄式的,金国也是同样的格局。这些夷狄国家的成就只限于军力而不在于文化,其历史意义主要是作为未来灾祸的前奏。中国的蒙古人只是大蒙古帝国的一部分,他们的道德准则和法治都异于中国(中国的统治更多是由士绅阶层维持,上层变动无法动摇这点),因而蒙古人未能而满族人却能巩固并利用儒家思想体系已达到他们目的。

3.3 满人的成就

虽然他们按照中国方式施政,他们异族渊源和背景却有助于他们在统治集团内保持政治上的青春活力。满人于1644年征服中国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入住中国时已掌握了儒家的治国之道,并使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与之相适应(所以说李自成是不是崛起太快了,以至于没有准备好),对于他们来说,只要一心注意中国问题就行了,这一点不像蒙古人(元顺帝也是才能有限)。为了保持皇朝活力,他们封闭老家,禁止汉人移入(所以有后来创关东之说?),把满洲组织在一个满洲军政府治下。在民政管理上,采用双重任命制,一个能干的汉人做实际工作,一个忠诚的满人监视他。为了吸收最能干最有前途的汉人效劳,满人注意使考试制度继续实施,并且尽可能受人重视,尽可能行之有效。

这种异族统治并未削弱而是加强了儒家的思想传统,这让人认为中国的文化势必民族主义更为基本的东西,放在了一个普遍的,而不是某个地区某个种族的水平(基辛格也认可)。异族统治产生了有趣的现象:19世纪中国进入现代世界时,在民族主义精神方面,显得特别落后,然而在20世纪革命中,他们对自身文化,或者文化素养的世代相传的自豪感激起了一股新的“文化民族主义”,这在将来可能会胜过那些发生在欧洲的政治上的民族主义。中国总是坚持两大政治信念:中华帝国是统一的(基于这种理念,所以唐定南方,西蜀,明朝北伐,解放军解放南方都很轻松,而元灭金灭宋灭夏,清定南方就很艰难),它比一切外国优越。

3.4 朝代的盛衰周期

研究中国历史之后看今天的中国,你就会觉得,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相继夺取政权,并组织政权的努力是一个古老主旋律的变奏。朝代的衰微是和通知家族的日益无能一起出现的。有人用经济史观来解释朝代循环,每个朝代不纳田赋的土地越来越多,而田赋是政府岁收和权力的主要来源。统治阶级能够逐步增加他们的田产,并用各种手段不缴田赋,而仍纳税负的农民土地税负越来越重,结果就发生了农民骚动(明朝就是这样,所以有说法说“明亡于东林党”,今天是不是也这样,资产阶级想尽办法避税,贫民税收越来越重)

4. 政治传统

4.1 官僚体制

旧中国皇朝统治是发展的最彻底最巧妙的官僚体制,对新近才碰到官僚政治问题的美国人来说(震惊),中国人怎么样避开官僚政治传统的坏处而又利用其好处,是个颇有趣味的问题。

北京气派宏伟的对称布局显示统治者为中心的堂皇气象。官僚政治的原则一般是一个官员制约另一个官员,一个人出名后,常常派他兼管多职,使他哪个职务也不能完全主持,同时也派很多人完成同一项任务,使谁也不能完全加以控制。使之互相制约。督查院选56名御史,分驻各省的15个道,向皇帝上奏朝廷与人民利益的一切事务。还发明了一种“宫廷奏折”,只能由皇帝亲自拆阅,这样整个官场都是统治者的密保人员。官僚制度弊端是事情都由底层发动,层层上报由皇帝决定,下级官员提出的创新或者没有先例的意见既不易上达又危险,唯命是从比较安全,容易扼杀下层主动性。最上层的也因工作效率忙不过来而受不利影响。现代中国仍受这一传统之害。

官员必须对治下发生的一切公众事件负责,而不必对公款负责,预算和会计手段是非常简陋的,官员靠我们称之为“系统化贪污”行为来谋生。中国官僚制突出特点是“勒索”和任人唯亲,这是彼此起加强作用的孪生制。

4.2 法律

西方,个人可以求助于法律,对抗官员的专擅。古代中国人认为人的行动必须合乎天理,统治者的职责是维护这种协调统一,统治者是以懿形美德而不以法律影响百姓,认为通晓事理的文明人会受到榜样和高尚行为的指引,而不需绳以法规(借口,是因为不需要,贫民在德治的情况下能维持差不多的稳定而不用严格依赖法律),只有对那些野蛮人,未开化的人才需要实行惩罚而使其愉服(跟西方所谓异教徒说法一个调调)。理论上,赏罚总是为保证人们循规蹈矩的次要手段,目的是“以罚止罚”。孔子认为,法律条文是道德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法律从属于道德,它之所以获得认可,是在于理性。百姓尽量避免打官司,到了那里,原告和被告受审时要先按规定形式打板子,而且谁都必须给衙役使钱。正当理由是属于政府和社会秩序的,是从政府下达到私人的上下关系,而不是为了无所偏袒的解决私人间的纠纷。总之,法律是不断斗争中维持道德秩序的手段,主要是为国家和社会利益服务的,纠纷尽可能由村长,乡邻,士绅来调节,使他们不致涉诉。这一点与没有资本主义和缺乏独立的工商阶级有关。

4.3 宗教

孙中山曾抱怨他的同胞像“一盘散沙”(小农经济和政府刻意的结果)。普通人对政府是特别消极的态度,对国家事务不负责任。对家庭忠诚而不顾公共利益,一丝不苟的执行按照惯例必须履行的责任,而对陌生人的疾苦漠然置之。

道教表示了平民百姓的自然主义宇宙观,以及对看不见的自然精灵的信仰,提供了逃出儒家思想的出路,每当读书人对过分严格的礼教和经籍心生反感时,道教都有所发展,是摆脱世间繁琐事务的避难所。儒家主张遵守礼法,道家用消极的哲学来回避矛盾。

佛教最早信条之一是生命轮回,人生是痛苦的,并且不仅限于今世,万物皆有因果循环中的他物锁定,今生的苦难来自某些前因,消灭了前因就可能消灭苦难本身。故情欲源于知觉,知觉源自六根和接触等等。因此佛教徒的目的,就是要斩断轮回,斩断把人束缚在情欲爱中的因果链。大乘佛教提出了涅槃这一积极教义,只是佛教徒力求达到的境界。佛教给了旧社会的崩溃提供了解释和安慰,在理智上是能够打动人心的,在美学上也能够令人满意。在中国本土发展的教派中,最出名的是禅宗,他们是通过参禅来求得悟道的(闭上眼能想到个啥?)。

无论佛道都未能摆脱世俗权力约束而取得独立地位。官员总是把佛教置于严密控制之下(佛教徒不事生产,占有土地,并不讨喜)。

4.4 中国的人文主义

中国关于人口密集社会和家庭生活的长期经验产生了一套公认的行为规则。个人必须接受竹器和蔬菜(竹器是什么? 排斥大鱼大肉倒是好像有)的物质生活标准,这培养了俭朴美德。珍视个人的诚实,勤奋和节约。也接受佛教提倡的满足微薄的享受和克欲的美德。中国古语说“知足者常乐”。生活中特别关心礼节,个人承认社会风俗的力量并使自己屈服于这些习俗。敬老,尊崇前辈,俯首听命于家庭(个人无法对抗家族)。中国式的人文主义包括关心个人尊严的问题,“面子”是社会性的问题,“丢面子”来自行为失检,是别人看不起自己。

这一切意味着,一个人的好坏主要看他对社会福利和安定是否有贡献,个人是不受赞扬的,既不是唯一的,永存的,也不是世界中心(缺乏人道关怀)。重视个人的自我表现,很容易流于放纵和无政府主义,所以中国的传统强调社会行为。妥协,容忍,达观和幽默感(有幽默感吗?),关于人性的透彻了解,通过律己养成品格,所有这些行程了个人追求好社会所赞许的部分道德结构,使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获得动力(西方是不是就有点过分个人主义了?),这纵容了家长式统治,容许了高度的专制主义。但是由于中国社会试试照顾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安宁,这种专制主义有所缓解(道德的彼此约束)。

4.5 民间教派和农民起义

中国人三大类型超自然神灵。 1.祖先,2.各式各样的地方神与朝廷相似,但是属于超自然,3. 鬼灵精怪则相当于不能适应环境的人,流浪者和陌生人。民间教派可能借用了道教,摩尼教或者佛教的信条,预言大祸或者天谴降临,带有千年后赐福的思想。非法的宗教流派与三合会不同,后者虽然反朝廷,但是对社会秩序有正统思想。非法宗教派别则持有异端邪说,狂热的追求社会平均,带有破坏性和无政府主义色彩。当人民生活越来越艰难时候,民间教派可能会产生狂热,掀起暴乱。